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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廉洁——一种崇高信仰的价值

基础部 阿运锋    发布时间:2010-11-23 来源:本站

论廉洁——一种崇高信仰的价值

基础部  阿运锋

一、一个值得反思的廉政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嗜欲与廉洁自律的故事,故事中主角的行为常常被不加审慎分析地作为廉洁从政的典范而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其实,读这故事的人反倒应该在思想上保持警惕!

这个人就是战国时鲁国的相国公仪休。

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大家都是熟知的,因为拒鱼,公仪休也常常被当作廉洁的典范,倡导廉洁从政的时候便经常有人拿他做例子给大家看,号召党员向他学习。我以为公仪休老先生从此以后大可退出廉政文化教育的舞台了。何以故?因为公仪休之却鱼,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廉洁,而是一种熟稔官场规则的政治上的圆滑世故。

《韩非子外储说下》记载了公仪休嗜鱼而拒鱼的故事:“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鱼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鱼,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

多数人读到这里就开始感叹公仪休的廉洁和明智。他对鱼的嗜好是尽人皆知的,有人投其所好而献鱼给他,他却能心如止水不为所动,这不是廉洁是什么?这难道不是拒绝诱惑、拒绝贿赂的切实行动吗?小事情上他尚且能有这般节操,以小节见大节,按逻辑推论开去,在其它一切事情公仪休可能都是这样廉洁奉公的。——这种通常的理解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没有认真考察公仪休嗜鱼而拒鱼的真正动机,以为反正公仪休是将贿赂拒之门外了,这就是廉洁奉公的可嘉行为。以结果而论,确实如此,但结果并不是全部的事实真相。

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按公仪休的逻辑再推理一下,就会发现他拒鱼的真正动因了。

从政者个人的嗜好从来都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从来都是和政治权力紧紧绑结在一起的。个体私人性的嗜好因为政治人物在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层特殊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即使并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都能明白。公仪休在战国鲁国穆公时贵为相国,和孔子的孙子子思同时。他生性嗜鱼,没有当相国就有此嗜好,“相鲁而嗜鱼”,说明这嗜好并非是当官后培养的。但这完全属己的嗜好因为“一国人献鱼”的“贿赂”行为(从政者的嗜好是贿赂者“投其所好”的潜在因素。嗜好形成的先天自发性和不易根除性使从政者无法将如此私人化的需求与自身的政治角色隔离开来。从政者拥有像普通人一样的个人嗜好没有任何错处,而从政者必须明白的要点是:他个人化的嗜好因为他的政治身份和权力而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点常常是那些想借机靠近权力中心捞取个人利益的行贿者时常加以利用的机会。),马上就将他置于一种危险的两难境地之中:他要在个人嗜欲与长远政治前途之间做出抉择。公仪休的出发点很明确,他想保住自己的嗜好——“夫欲嗜鱼,故不受也。”从违法成本上考虑,“受鱼”就是受贿,是要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的,结果可能严重到要丢官“免相”的。“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受小贿而丢大官,一时贪小利而断绝自己嗜好的长远供给,不在其位、不端国家给的饭碗就失去工资、奖金、岗位津贴等等,那时候连自己基本的嗜好都没有满足的办法了。从违法成本上一考虑,接受“国人献鱼”就是大大不上算的事情。因而嗜鱼拒鱼就成了公仪休唯一可能的选择了。

我们看到,受、拒之间,个人的长远利益始终是他考量与抉择的根据。他拒鱼的做法,不是从廉洁的角度出发的明智之举,而是一种既明且哲的深思远谋和政治性的世故圆滑。有人认为公仪休的行为在廉政没有法制监督、全靠个人道德约束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例子,但以今天我们对共产党员廉洁从政的标准来衡量,他还远不能称得上是“廉洁的典范和标兵”。

然而,公仪休的故事仍有其价值,至少可以引发我们对“廉洁”这一崇高信仰价值的深思。

二、人生的五种价值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ler)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价值等级学说。从他的价值等级学说中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广义的个人嗜欲与崇高的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中我们引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这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所不可不知的内容。

舍勒在他的价值哲学体系(参见其专著《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论理学》)中提出五种基本价值,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构成价值等级:(1感官价值,等级最低的价值,指身体感官的适意、愉悦、惬意及其对立面不适意、不愉悦、不惬意。最低的感官感受拥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偏好”适意的东西。“酒色财气”的种种嗜欲多与此相关。(2实用价值,如有用与无用,(3生命价值,涵盖高贵卑贱诸内容。(4精神价值,关于正当、美和真理知识的精神价值的严格的位格(person)价值等级,分为三类:a.从美到丑的审美价值;b.从公正到不公正的判决价值;c.真理认识的哲学价值。(5)最高的价值等级包括神圣价值和非神圣价值。舍勒认为,最低等级的价值最可划分,而较高的位格价值不可量化。舍勒价值等级的划分标准之一是价值的可分性,其二是价值的持续时间(价值等级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其三是价值给予人充实(fulfillment)和满足(satisfation)的程度,等级越高的价值越使人感到充实和满足。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具有神圣价值的伟大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实现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具有神圣价值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舍勒哲学意义上的最高价值等级。此其一。

其二,哪些内容是我们崇高的精神价值呢?答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这是舍勒哲学意义上的“精神价值”。

丧失“精神价值”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先秦典籍《管子·牧民》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解释:“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的“精神价值”一旦丧失,大而言之,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倾危覆灭”;小而言之,是个人的“倾危覆灭”,如宋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所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欧阳修痛斥的是唐五代时政坛的“不倒翁”冯道,这个人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毫无道德品行可言。

当前,我们如何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价值”呢?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在日常工作岗位中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自己,以“依法治国”的理念持守社会公平正义,以“修身以德”的信念陶冶自身美的道德节操,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其三,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生命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两种情况下我们会反思生命的价值。一是在我们看到先进人物献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被他们的崇高事迹感动的时候;一是我们看到腐败分子亵渎我们神圣而崇高的精神价值、并被他们声色犬马纵情享乐的罪恶激怒的时候。前者,体现在他们无私的奉献和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上,体现在他们奋勇争先敢当时代先锋的积极行动上,体现在我们党员队伍中涌现的一个个先锋模范、值得我们学习的无数感人事迹上。至于后者,一部“反腐倡廉”的材料,我们能找到形形色色罪恶和沦为罪犯的贪官污吏的名字!

其四,关于“权力”的“实用价值”。

许多落马的官员头脑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化观念:“有权不用枉做官”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把手中的权力作为捞取个人利益、满足私欲的手段。

在孔繁森、张云泉、王瑛、汤杨等时代楷模身上,我们发现的是他们“权为民所用”的朴素的权力观,他们深知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广大人民的长远福祉才是共产党员的选择!

其五,关于感官价值。

从公仪休对鱼的嗜好到某些党员干部对“酒色财气”的追求和沉溺,从那些丧失信仰的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到他们纵情享乐的种种丑恶现象,我们看到了“感官价值”那短暂、空虚、致命的诱惑。——也正是从这些形形色色的纵情享乐现象中,我们才发现这些沉溺于最低价值等级的人自身所包含的缺陷和弱点: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动摇,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价值的放弃,对自身道德操守的随意抛掷。用舍勒的话说,正是位格上的失意与不满足促使这些腐败分子去纵情享乐,他们体会不到那些追求崇高价值的时代先锋模范在奉献中体验到的喜悦和满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诗人北岛的话一点不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高尚者、奉献者的美德和品格才凸现出来。

什么是善?善是舍弃较低的价值向更高的价值等级的迈进,是对更高价值的追求和践行。

什么是恶?恶是从较高价值等级向较低价值等级的堕落,是对卑下价值的追求和践行。

何谓美德?美德是人在做应该存在或应该做的事情、成为应该成为的人时所体验的力量。

何谓缺德?缺德是在做应该存在或应该做的事情时所体验到的无能。

一名共产党员,面对人生的五种价值,他或她该如何选择呢?倘若他或她选择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从政时遇到公仪休的境遇又该怎样做呢?

三、个人嗜欲、修身与廉洁的关系

像公仪休一样,我们都有一些嗜好,明代文人张岱讲“人无癖(癖好,嗜好)则无情”,嗜好是个人体验生活意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立足于基本人性,因而不可轻易转移或消除。广大党员和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在政治上要保持先进性并做到廉洁从政,首先要注意处理的就是如何控制好个人的嗜欲的问题。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修身”问题。

儒家对从政者的基本要求便是能“修身”,《大学·圣经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按照“修齐治平”的顺序,这道理的逻辑顺序这样表达:“意诚而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修身就是要做到“心正”、“行正”,而后才可以“从政”。

在现代社会,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被更为切实地转换为共产党员、政府公务员的政治信仰和工作职责,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也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容,而儒家“修身、齐家”的基本为政质素对当前我们党开展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活动,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并切实履行好一个政府公务员的岗位职责,“修身、齐家”的现代意义便是增强个人德性意义上的人格修养,在灵魂深处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仰,深刻认识到“廉洁”对一个共产党员、政府公务员来说作为一种崇高信仰的价值,并能够在行动上处理好个人嗜欲以及家庭关系对自身岗位工作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儒家讲“修身”要先“正心”。端正从政的态度,要本着“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理想和情操,摒除私心权欲,从政为官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或出于某种嗜欲。要“正心”要从“诚其意”做起,《大学·诚意章》解释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意诚而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共产党员要保持其先进性并做好本职工作,端正态度,慎独修身,提高政治觉悟,儒家“正心诚意”的说法无疑给我们很大启发。

公仪休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修身”的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的例子。

他划清了“公(公职身份、岗位职责)与私(个人嗜欲)”的界限,在利害关系的考量中他老于世故地“两害(一是丢官罢职;嗜好无法继续保有并被满足,此其二。)相权取其轻(担心受贿被追究因而拒绝贿赂)”。这个故事表明的并非是公仪休昭昭可见的“廉洁”操行,从中我们也没有感受到他高洁的德性价值,我们也无从猜测他内心深处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我们体会到的反而是一个政客工于心计的理性狡计和他“世俗化的政治智慧”。在没有信仰的某些政客、腐败官员那里,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智慧”是以对官场潜规则的熟稔和熟练运用为表现形式的,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支撑,置身权力的诱惑场域,堕入个人嗜欲的深渊是迟早的事情。套用尼采(Nietzsche)的话说,“当你在危险的崖巅注视个人欲望的深渊,那深渊也在深深地回望着你!”

 当一种崇高的信仰被“世俗化”之后,也就意味着这种信仰失去了它崇高的价值性,并要在价值等级中堕落。就个人而言,一个人对“世俗化的政治智慧”的熟稔,也意味着他在灵魂深处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和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背叛!与此同时,这种人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品格和个人道德可言了。因为“世俗化”的本质就是现实利益的以数字计算为基础的短浅算计,这些政客们将不可量化的信仰价值拆分为为满足个人一己之私的“政绩”,而不是从大局着眼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福祉和国家、集体的利益。种种老百姓疾之如仇的腐败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都是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智慧”的产物。

在某些起初享有清廉美名的贪官中,公仪休的“世俗化的政治智慧”也曾是他们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毕竟,拒绝一条鱼是容易的,因为诱惑太小,还不足以把一个人的全部道德和灵魂抵押出去,但是如果从政并非出于“诚意”、“正心”,而且一直没有崇高的信仰作后盾,那么,当诱惑的砝码加大的时候,难保一个人不会赌上个人的全部道德和灵魂去和魔鬼做交易!

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设置了一个关于“酒色财气”的修身寓言。“酒色财气”以人性为基础,四字囊括了人可能有的基本“嗜欲”和从政者所可能面对的种种诱惑。一个人的道德操行,经“酒色财气”四关一检验就清楚明了,这可谓是个人修身的试金石。

中共中央为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颁发的《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从党员干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节”与“大节”两个方面作了深入阐述和细致的规定,其本质目的就在于让大家做到廉洁自律,坚定理想信念,杜绝“酒色财气”的诱惑,廉洁奉公,当好人民公仆。有鉴于公仪休的例子,每个党员和干部应妥善处理好个人嗜欲、修身与廉洁的关系。

四、“不欺暗室”的廉洁楷模

《资治通鉴》卷四九汉纪四十一(公元一一零年)记载了“杨震辞金”的故事。

杨震孤贫好学,通达博览,人称:“关西孔子杨伯起。”五十余岁时被辟踏上仕途,官做到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和战国公仪休的世故和精于算计不同,汉代的杨震可谓是真廉洁的典范。

王密出于对举荐自己的恩人杨震的感激,以黄金酬谢。故事的记载者没有告诉我们王密用于行贿的财物来自哪里,是自己的俸禄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作为一个“知恩图报”的行贿者,他的行为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情和谅解。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杨震,低估了他的人格品质和政治信仰。这表现为他虽然和杨震有一定的交往,自己也为杨震所知并举荐。——“故人知君”,但他仍然“不知故人”。按王密的想法,人心难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也是时常有的,杨震号称“关西孔子”,虽称圣贤,难保暗地里没有私心嗜欲,“酒色财气”难道没有他喜欢的?心不正,意不诚的世俗之人难免要做这样的推想。也许杨震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暗地里他也可能随便起来不是人哩。王密选择“夜”间行贿,夜色似乎能掩盖阳光下易曝光的罪恶,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穿上“夜行衣”,在心理上似乎也获得了些许安全感。那些贪财好色的嗜欲之徒,其心理也和自己一样,当然不希望丑行被别人发现,因而也会在夜间活动。

王密献上贿赂,将“十斤黄金”置于杨震道德天平的一端,试图撬起另一端的人格和信仰。

没想到杨震不但拒绝了,反而责问自己。

王密按照自己“世俗的政治智慧”稍作推测,便料定这是假推辞,以为杨震是怕被发现才拒绝的,马上说“暮夜无人知者”。

不料杨震是慎独君子,“诚于中,形于外”(《大学诚意章》),表里如一,而且坚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似这等“暗室之欺”是瞒不了“天”与“地”的,更何况此事已经“我知”、“你知”了,抛开天地明鉴(天地不可欺瞒,罪莫大于欺天)不说,倘若以为在暗室行贿受贿就不会被外人知晓,这无疑是最荒谬的“自欺欺人”之举了!自欺尚且为罪,更遑论欺天之举,罪莫大于此了!在儒家士人的信仰体系中,“天与地”是人在世间所作所为的神圣监控者(神明)和伦理道德价值的终极裁决者,如康德所谓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所指内容都是对崇高的“精神价值”的信仰。

然而王密是知趣的,也是有道德羞耻感的,他见杨震果然节操高洁如冰雪,自己马上“愧而出”。他在既惭且愧之余,也许还悟到了“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道理。

“不欺暗室”,这是一种道德操守,也是一种对崇高政治价值的坚定信仰的体现。杨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至于像王密那样的人,在行贿时,也许忘记了自己所读“四书”《大学诚意章》中曾子的教诲。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好多眼睛看着你,好多手指着你,这是多么严厉啊!封建时代尚且如此,在现代民主法制制度日益完善的中国,为官从政的广大党员干部,在面对种种“酒色财气”的诱惑时,也莫要忘了曾子的告诫。

不要学公仪休“世俗化的政治智慧”;要在人生的五种价值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处理好个人嗜欲、修身与廉洁的关系;要像杨震一样不欺暗室,将廉洁清白的精神遗产留给后世子孙。

面对诱惑,请谨记尼采的“深渊理论”:当你在危险的崖巅注视深渊时,那深渊也在深深地回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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